经过五年的艰苦斗争和难以言状的苦闷等待，期待已久的日子终于到来了，钱学森一家踏上了回国的征途。从钱学森1935年9月踏上美国国土，到1955年9月离开这块土地，钱学森在美国待了整整20年时间。钱学森在美国20年的生活经历，也是钱学森对美国的态度从爱到恨的过程。一些申请美国国籍的中国留学生向钱学森致意告别时，钱学森则说“你们是美国公民，我不和你们说线]钱学森对美国的爱，得益于冯·卡门高师的指导，得益于钱学森在美国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得益于美国良好的民主自由学风，得益于在美国能与世界著名大师快乐地进行科研交流。钱学森的恨，缘于美国社会思潮的大转变，缘于钱学森最后五年所遭受的屈辱生活。钱学森说：“从1950年到1955年回国的这一段时间里，我除了教书和作一些研究工作以外，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参加得很少，而同时因为特务四周虎视，给我很大的压力。我有时间也有需要对美国的政治，以及世界形势作些思考和分析。罗斯福时代是过去了，美国政府越来越法西斯化，人民不要战争，人民不要侵略，但是政府是能背着人民的意志干事，而且所谓宪法等法规都是一张纸，反动政府能够应用各种手段违法行事，所以民主、自由都是完全骗人的东西。美国人民是被骗了，他们生活在痛苦绝望的气氛中而不能自拔，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已到了人民利益与垄断资本家利益相矛盾的时候，人民一定被压下去这是看明白了。这就彻底消灭了我对美国的幻想。”但钱学森对美国人民则是尊敬有加，他说：“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就在1950年至1955年期间，美国政府整我的时候，就有许多美国朋友安慰我，千方百计地给我解决困难，对我表示了真正的友情。”钱学森还说，他认识到他是环境的牺牲品。他宣称，他从来不让他的逆境来转变他对这些人的友谊和美国人民的友好。
“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是从旧金山启程的，第一站到达洛杉矶。钱学森就是在这里上船。9月17日下午，钱学森一家在马勃和加州理工学院其他同事的陪同下，来到洛杉矶港口，等待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同时，联邦调查局人员罗杰·S.C.沃尔科特也到码头上监督钱学森离境。码头上还挤满了记者，他们纷纷向钱学森发问。
据路透社洛杉矶18日电，一位记者追问钱学森是否还打算回来，钱学森回答说：“我不会再回来，我没理由再回来，这是我想了很久的决定。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以便使他们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有人说，他憎恨美国，因为美国下令驱逐他出境，还命令他不准离开这一个国家。据合众社加利福尼亚州威尔明顿18日电，当有记者问钱学森是否憎恨美国时，钱学森说：“我并不恨美国人民。当你被一条狗咬的时候，你不能够恨那条狗，只能够恨那条狗的主人。”他还向记者说，他不希望谈论会显露他的愤恨情绪的东西。当有人问他是否将帮助中国政府重整军备时，钱学森回答说：“这是一个我拒绝加以答复的假设性问题。”还说：“我是同情中国政府的，我相信我的前途寄托在中国，全世界人民都是一样，都在谋求和平和追求幸福。”
不只是火箭这一个话题过于敏感，还是努力地淡化自己的特殊身份，钱学森特别纠正记者所说的他是一位火箭专家的观点。钱学森说：“我不是一个火箭专家，我只是一个帮助工程师处理问题的应用科学家。火箭方面的科学只是这样的领域的一小部分。”
[3]钱学森被延迟回国的问题引起了记者的兴趣，有一位记者不停地追问钱学森“是不是人为延迟回国”。钱学森回答说：“我被人为延迟回国，我建议你们应该问美国政府为什么，情况对于‘你们国务院来说比对于我来说’是要尴尬的。”他尖刻地回答说：“如果你们要知道真实情况，去问你们的国务院吧！”说完，钱学森转过身，走进他的三等舱。那是当天下午3:20许，钱学森、夫人蒋英及两个孩子在洛杉矶维明顿154号码头登上邮轮，走进了“克利夫兰总统号”308房间。据同船归国的许国志介绍：“我们听说钱先生一家也将在洛杉矶登船返国，于是我们怀着激动敬慕的心情，在上船的旅客中找寻钱学森一家人的身影。当时，久闻钱学森的大名但并不熟识。当他在联邦调查局人员的监视下上船出现在三等舱时，立刻被大家认出来了。”当水手们把绳索从码头上的系索墩上渐渐松开，船身渐渐离开码头时，钱学森一家终于解脱了长达五年的愁苦生活，盼望着不久能与家人重逢、团聚。这也是“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第60次航程，因此在他们回国船票以及登岸证中都印有“60”字样。
钱学森回国的消息，美国的各大报纸都进行了报道。在其正式离美前，9月13日的《》就以《驱逐令将钱学森送回中国》为题报道：“世界最著名的火箭专家之一、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钱学森博士将在驱逐令下返回中国。一名负责洛杉矶移民局业务的执行长官罗伯特·罗宾逊（Robert Robinson）说，‘实际上，是钱学森自愿离开这里的’。”
[4]钱学森离美后，美国的一些媒体也公开报道了此事。9月18日的《洛杉矶时报》头版发表了《喷气推进科学家返回红色中国》，9月18日的《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发表了《中国火箭专家案件》，9月20日的《帕萨迪纳星报》发表了《中国的喷气专家回归祖国》。作为钱学森的辩护律师，库柏理应对钱学森案件的进展全方面了解，并具有知晓权，但是美国移民归化局并没有把同意钱学森回国的命令通知库柏。他只是从美国媒体上获知钱学森回国的消息。当他得知这一消息时，他感觉到很震惊和生气。他在以前就宣布，他确信通过上诉能够赢得钱学森驱逐案件，而现在美国政府没有通知他就释放钱学森回国。1955年9月23日，库柏致函美国移民归化局，对移民归化局没有将钱学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通知表示不满和抗议。9月28日，代理局长纳尔逊·E.内尔（Nelson E.Noell）复函库柏。这位局长的复函不仅没有道歉，而且对案件的处理也没有作说明，这令库柏更是生气。9月29日，库柏再次致函美国移民归化局。信中说：
客气地说，作为钱学森的辩护律师，我为你部没有通知我情况进展这一明显的疏忽表示惊讶！我一直认为，你部打算驱逐和将其拘禁都要拿出证据，其目的是为了提交请愿书以保护钱学森的人身安全，否则这个诉讼将在法院受到质疑。根据我对法律的理解，在诉讼中采取任何行动，特别是那些深刻影响到当事人的权利，就如同钱学森案件的行动，没有通知这个案件中的辩护律师，完全剥夺他的知晓权。我作为钱学森的辩护律师是正式参加这个诉讼案件的，所有的通知都应该送达给我。
1955年8月4日的书信，邮寄给钱学森，但是会出现误解：对一个不熟悉法律的人士来说，他可能认为驱逐令被撤消了。
如果通知我，也本应该通知我，我会调查这个事，并得知驱逐令仍然有效。我会告知钱学森将继续按照我们最初计划的路线去做，利用可能的机会将事情交付于法律。
我写这封信有两个目的：一是保护钱学森的权利，以便钱学森在未来某一时间决定返回美国。第二，建议重新审查你们的程序，以便于这样的疏忽不再出现在其他律师面前。
[5]移民归化局没有详细回答库柏信函的内容，只是简单地说：“你的邮件收到，我们将把这一邮件归档保存。”
[6]对钱学森来说，司法部移民局已同意其回国并拿到同意其回国的通知，此时是否赢取上诉已不再重要，他只是希望尽早结束被限制的局面而早日回到他朝思暮想的祖国，早日离开这块令他爱恨交加的土地。
当“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快要到达夏威夷时，1955年9月19日，洛杉矶移民归化局将钱学森的驱逐令传到檀香山的移民归化局，洛杉矶移民归化局驱逐和假释办公室的官员亨利·G.格拉顿（Henry G. Grattan）还假惺惺地说：“是钱学森自愿离开美国的。”
如前所述，钱学森一家归心似箭，在收到美国允许其归国的通知后，他们一时一刻也不想在美国多待。即使是三等舱，他也毅然买下并尽快办好了一切回国手续，尽早离开这个在钱学森看来“披着民主外衣的虚伪国家”。王祖耆说：“钱老和我们大家一起住在三等舱，这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惊讶和意外。三等舱主要是一些穷华侨和在美国打工的华侨旅途居住的地方，和学生宿舍一样，分上下铺，四个床八个人。吃饭也是分开的，三等舱符合亚洲人的口味，一等舱是西式的，餐厅也很讲究，还有服务人员服侍。”
[8]邮轮没有开出多久，一位住在一等舱的女权运动领导人，很有名望，在得知世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住在三等舱时，便去找船长，说：“你们怎么让这样有名的教授住三等舱？”据蒋英介绍说：“船长没有很好的方法，到夏威夷时，把我们请到了一等舱。”
[9]9月19日，钱学森一家就从三等舱换到了一等舱舱位。为了加强船上归国人员之间的沟通，便于日后联系，他们还组织了一个“同学会”。“同学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9月20日，印制了一份《克里夫兰轮第六十次航行归国同学录》。说起这份归国同船人员的同学录，负责收集并誊写这份材料的王祖耆在接受著者采访时，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他自谦地说：“这份材料是我写的，字迹歪七扭八的。名字的前后是按照姓氏笔画顺序排列的。钱老的名字还是用的繁体字，所以编排在后面了！”王祖耆还说：“由于是同船归国的，人又不是很多，大家都希望搞一份名单，于是就先让大家分别登记，然后统一编排。”整理好后，王祖耆就找到了三等舱的服务部，因为每一个舱位都有一个服务部为旅客服务。据王祖耆介绍，当时服务部的印刷设备还不是非常落后，这份名单也不是用钢板刻出来的，而是直接写在什么材料上直接油印出来的。油印好后，然后分发到每一个同学手中。大家拿到这份同学录后，争相阅读。
[10]钱学森是“同学会”中比较年长的，他很珍视在船上结识的这些“同学”，这份《同学录》也一直珍藏在他身边。在上海交通大学筹建钱学森图书馆开馆前夕，由其长子钱永刚先生捐献给钱学森图书馆保管。9月22日，“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船停靠檀香山。回国留学生都被美国警察看押在轮船休息室内，不准上岸。下午4:44，钱学森在这里发出了给国内的第一封电报，是写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电文如下：
想到回到祖国，很是高兴。克里弗兰总统号邮船十月八日到达香港。到现在为止，没什么阻碍。
在归国轮船上，钱学森还多次和同学们一起交流，了解归国人员的专业背景，畅谈归国后的打算。有一次，当他得知许国志是从事数学研究工作时，他兴奋地谈起怎么样开展运筹学研究的问题。钱学森说：“我们的祖国是计划经济，很多计划管理方面的科学技术将来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例如运筹学等，这么多东西对祖国建设很有用。”许国志说：“有用是有用，可是牵扯到计算机，国内暂时恐怕不一定用得上。”钱学森接着说：“暂时没有计算机也没关系，可以先搞个讨论班，发挥人的聪明才智，来弥补计算机方面的不足，中国是会出成绩的。”钱学森回国后，就在筹建力学所的时候搭建运筹学研究室。钱学森长子钱永刚教授在回忆回国时说：“父亲常常和各种各样的人交谈，其中有男有女，有披着金发的外国人，也有满头青丝的华人。直到25年之后我才知道，他们当中有数学家许国志和他的夫人蒋丽金。许国志后来为我国开展系统科学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蒋丽金在感光化学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他们成了一对夫妻院士。而父亲在船上与他们的邂逅和交谈，对他们回国后的科研方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2]船上的生活枯燥、单调，但是同船留学生还是尽其所能地举办些活动来丰富他们的旅行生活。有时他们会为过生日的孩子庆祝生日，9月21日是归国留学生胡聿贤大儿子胡传朔的周岁生日，同船留学生一起吃蛋糕，共同庆祝他的生日。他们还在“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照片上共同签名以示祝贺。胡聿贤在接受专访时感慨地说：“为了这次儿子生日，同船的中国留学生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派对活动，活跃了旅途气氛。但遗憾的是，那张有所有中国留学生签名的照片，则在‘’期间，不知去向了！”
[13]更令中国留学生难忘的，是在“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向中国前行的时候，他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周年庆。在国庆日之前，同船留学生就商定在船上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六周年”活动。10月1日早饭后，钱学森及其妻子儿女穿戴整齐，一起来到邮轮的小餐厅，庆祝会在这里举行。同船归国人员张士铎说：“蒋英非常活跃，她教我们唱歌，唱的是革命歌曲，我们就跟着一块唱。”同船归国人员王祖耆在接受专访中指出：“大家都来了，但会场装饰非常简朴，庆祝会仪式也十分简单，主要是钱老有一个讲话。讲话的稿子是钱先生自己写的，还是别人写了一个初稿，不记得了，可能是钱先生自己写的。讲话并不是非常严肃，比较随和，但围绕这样一个主题，就是在美国被扣留这么长时间，不能早点回来，我们是在祖国关心下才能回来的，对祖国为留学生回国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还说，在回国的途中庆祝国庆，心情非常激动。他还讲到，祖国正在建设时期，迫切地需要各方面的建设人才，我们会大有用武之地。”
[14]钱学森讲完话后，同船归国人员在船上举行了简短的文艺表演活动。蒋英和何国柱夫人刘豫麒也登台演出，孩子们也表演了节目。
十一节过后，“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开始驶向菲律宾。10月5日，承载着40余名中国乘客的轮船抵达马尼拉。当时全菲销量最大的《马尼拉时报》10月6日对“克里夫兰总统号”的航行进行了报道，文章指出：“携带着商业精英、教会领袖、学者和美国游客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于昨天中午12:30之前停靠在9号码头。这些乘客来自美国、夏威夷和日本。游客们将换乘东方号邮轮。”
文章还对钱学森回国进行了重点报道：“钱学森来自中国上海，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现在他和妻子以及两个孩子正在返回祖国的途中。20年前, 清华大学将钱学森派到美国进行深造。在美国求学期间，他参与了一些美国政府的机密项目。五年前, 钱学森博士提出要回国工作, 但是美国政府拒绝他离境”。文章还引用了钱学森的话：“美国政府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民。我为能够回中国工作而感到荣幸。”
所有的人员都在菲律宾情报人员的监督下活动，有的可以到岸上活动或购物，但钱学森一家却只能待在船上，不得外出。一些记者也来到船上采访钱学森，有记者问：“你回去准备干什么？”钱学森回答说：“我计划到北京的清华大学教书。”他还说，现在美国还有一百多位学生滞留在那里等待回国。他决定返回祖国并不是突发奇想，而是考虑了好几年的时间。很高兴能为人民共和国服务，他说他将要用他的知识帮助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因为他同情中国政府。世界的人民是一样的，他们追求幸福，他们向往和平。
[16]在与记者的交谈中，钱学森将自己描写成一个航空工程师，他说：“我在五年前就想回到红色中国，但是美国政府无理阻挠我。”[17]钱学森被驱逐的身份问题也引起了记者的兴趣，他们极想就这样的一个问题问个究竟。当船到达马尼拉，就有一个记者到船上来找钱学森，问他是否在美国从事火箭或喷气式飞机的设计，钱学森没有回答。问他是否员，钱学森的回答是：“我还不够格做一名员呢！人是具有人类最崇高理想的人。”钱学森后来还回忆说：“那位记者见捞不到什么，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18]在马尼拉港口，还有一位送亲人登船前往加拿大的菲律宾籍华裔林孙美玉，她从报纸上得知“享有极高荣誉的科学家钱学森”也在这个船上，便主动走向安保人员，请他问问钱学森能不能见个面。一会儿工夫，钱学森从他的客舱走了出来，接待了这位菲籍华裔。他们会见的情形，我们大家可以从林孙美玉的回忆录中窥见一斑，林孙美玉在其回忆录《我心依然》中这样描述：
我问钱先生：“你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要回中国去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当时的菲律宾人都不惜一切代价地想去美国工作。他们认为那里机会多，是一片自由的土地，那里的人们勇敢无畏。至少，我们接受的教育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他是这样回答的：“中国比美国更需要我。经过几年的战争，中国正在进行民族复兴。可是，战后中国被美国及其同盟国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中国的发展遇到关键性问题，我想为此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相信中国的和平与繁荣于世界有益。”
他回答说：“为了回国，是花了不少时间，做了一些妥协。但毕竟，我离开美国时没带走和工作有关的单张纸，我的家人也只带走了一些私人物品。”
我接着他的话问：“为什么？你对美国的安全有威胁吗？”钱先生说：“不，我不觉得。我为美国航天工程所贡献的所有知识都在我的头脑里。这些知识都可以再写出来。”
之后他问我：“你在菲律宾从事什么工作呢？”我告诉他我们只是平凡的教师。我同时在小学和中学教书。我姐姐在托儿所和小学任教。
“为什么要小看自己的工作呢？”钱先生对我说，“你的工作比我的重要多了，你的手里掌握着青年一代的未来，你们塑造着他们的思想。他们终将成长为国家之栋梁。我们的工作是相通的，和烤蛋糕是一个道理。你们的工作是做好这个蛋糕的基础，这决定了烤出来的蛋糕的味道和品质。而我只是蛋糕上的糖霜。所以，你们的工作并不简单——它很难，而且需要你们的耐心和对青年们的爱，为他们铸造出一个美好未来。”
我们都哑然。啊，多么的谦逊、质朴和仁慈啊。他又问我们：“菲律宾有很多华人吗？中国人在那里受歧视吗？”
我回答他：“是啊，这里有很多菲律宾华人。很多中国小伙子来这里，娶了朴素美丽、勤劳善良的菲律宾姑娘。他们共同抚育几个小孩，这些小孩都很爱菲律宾，还有很多甚至做了政府高官。是的，歧视也是存在的。这些种族和性别歧视需要依靠教育来解决。就是在美国，歧视也是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
我说：“不，不会。我们都是教师，很受学生和朋友的尊敬和爱戴。我们都出生在菲律宾南方的一个小省，各自在私立和公立的学校成长和学习。遗憾的是，我们上学时没有学习中文，不过后来我们在马尼拉学习了闽南语。我们还没去过中国，也许等有一天环境好些了，我们能去中国寻根。”
钱先生示意我：“安保人员在暗示我回舱了。感谢你来看我，我们聊得很开心。你是第一个和我聊天的菲律宾人。不过很抱歉，再会。”
“再见。谢谢你，钱先生。我主保佑你和你的家人旅途顺利、归国后万事如意。”
[19]这次不经意的邂逅以及简短而真诚的交谈却给林孙美玉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对其一生产生了悠远深长的影响。林孙美玉在其回忆录中说：“正是这些话鼓励了我，让我在当教师的岁月里出色地工作。我把他的线年，林孙美玉看到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在301医院看望钱学森的新闻报道后，非常激动，特委托他人带信给钱学森。她在信中回忆那次在船上的会面，说：“啊，您真是给我上了美妙的一课！听了您的话，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这样谦逊，这样理解人的话语，在当今物质世界里真是再也难以听到。”
[21]10月6日晚，“克利夫兰总统号”船离开菲律宾前往香港。对于钱学森在马尼拉所逗留两天，菲律宾报纸《华侨商报》载：中国留美学生二十四名包括气流航行专家钱学森，前日自美国搭总统船“克利夫兰号”返回中国，途中经岷，逗留两天，该轮于昨晚离岷直放香港。钱学森告本地报界，其返回中国大陆，并非“突然”决定，“五年前我就要回去”，因美国不给予出境证。钱氏对其延缓五年始得成行，表示“遗憾”，“减少五年参加建设的时间”。[22]
无论船经过檀香山、横滨还是船到达马尼拉，大家都可以上岸游览，但只有钱学森一家始终待在船上，他们的行动必须审慎，稍有疏忽，就可能带来麻烦，甚至会酿成大祸。因为他们深知，一下船，美国政府对他们的安全就不负责了。正如钱学森在后来一次讲话中谈及途经日本时所说：“这次路过你们的横滨时，因为要免得再和住在你们国土上的美国特务打交道，没有上岸，只能在船上遥望你们的国土。”[23]钱学森还说：“我是作为美国的犯人，被驱逐出境的，押送回国的。一路上我不能下船，因为一下船，美国政府对我的安全就不负责了。这一段历史，我绝不会忘记。”
[24]离开菲律宾后，船开始向香港进发。据同船人员王祖耆说：“同船几名人员聚在一起商谈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归国人员抵达香港时，是不是要发表一个声明。第二个问题就是‘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抵达香港时，要不要接受香港媒体记者的采访。第三个问题就是怎样保证钱先生的安全问题。”钱学森领导并参与了整个过程的讨论。最后决定，过港时可以向新闻界发表一个声明，会议责成许国志起草声明文本。关于第二个问题，他们商谈的结果是不接受媒体记者的采访。针对第三个问题，最后责成王祖耆和另外一个抵达香港后陪同钱学森，并分别坐在钱学森一家左右。许国志首先执笔起草，先写下了题目：“我们控诉！”钱学森说：“不必用左拉[25]的笔调，我们有我们自己表达的方式。”在钱学森的关注下，稿子很快写好，还说：“要船上的事务长替我们印刷。”但事务长却拖拖拉拉，不太愿意。钱学森说：“我们是旅客，船上的设备应为我们服务，我们一定要印。”在钱学森的鼓动下，船上的全体中国乘客团结起来向船方交涉。美国船方迫于正义的压力，不得不同意乘客的要求，为他们印制出了《向祖国致敬》的书面声明。
[26]五、香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讲中国线多天的海上航行，略感疲倦的钱学森睁开双眼，隔着舷窗的玻璃，看到太平洋彼岸的巨大岩石渐渐映入眼帘：“克里夫兰总统号”正慢慢驶入香港，他一下子兴奋起来。钱学森在后来回忆“克利夫兰总统号”抵达香港时这样说：“我的头靠在船舱玻璃上。船正在行驶中，穿越黎明前的黑暗，随后，逐渐靠近香港港口。有时，我能分辨出一些巨大岩石的轮廓，露出海面。我急切的向外看，因为这是我在美国20年后的归国航程。”[27]
“克里夫兰总统号”抵达九龙港湾后，由小船将他们安全地送到尖沙咀警察码头，而“克利夫兰总统号”船则驶抵九龙仓码头停泊。尖沙咀码头戒备非常森严，布置了大量的警力，站了很多警察。就连附近的九龙公众码头也紧张起来。即使中国政府试图转移记者等人的视线，但还有记者站在了北岸的码头。一位摄影记者拿着相机走进公众码头，也受到警察的盘问，情况十分紧急。为什么邮轮不直接将归国学生送至香港码头，而停靠在港湾内，然后由小船把他们转运至九龙上岸呢？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人认为，是为了钱学森和这一批中国学者及留学生的安全，转移更多人的视线。在“克利夫兰总统号”抵港之前，国务院已通过广东省有关部门秘密通知香港招商局的负责人到广州接受任务，该负责人到达广州后，广东省的有关人员让其速到香港的轮船公司做工作，确保轮船停靠香港码头前先抛一次锚，让船上的中国人迅速转移。起初，著者觉得这一观点有其合理的方面，也很合乎逻辑。后来著者看了许多留学生归国途经香港时的一些记载，他们几乎千篇一律的采取了这一说法，这也让著者对“转移视线”论产生了一丝丝疑问，因此促使著者对这个问题探个究竟。据研究发现，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当时香港在英国的统治之下，途经香港须办理过港签证，英国驻美国的领事馆以大陆为控制为由，拒绝给留学生办理过港签证。“总统号轮船公司”有一项“集体行动”
[28]，那就是只要同船去中国大陆的乘客超过十人，就可以在九龙附近改乘小船上岸。这批40多人的华人登陆后，被警察严密监视起来，并在其护卫下被安置到九广车站警察分驻所。在分驻所背后的第二号货仓也禁止旁人接近。数十名中外记者守候在月台上，准备拍照和采访。突然，有一列火车驶到，靠近第二号仓库的边线。记者们意料到目标人物可能就要登车。他们蜂拥来到第二号门口附近，把握有利阵地。但警察竟把大门关上了，使记者连远观的机会也没有，这引起了一位美国摄影记者的暴怒。他直接向高级警官交涉，其他记者也随和着走上前来交涉。在众多记者的“围攻”下，上午十时三十五分才准许记者入室采访。
[29]钱学森一行40余人到达九龙车站，香港中国旅行社的代表已在那里等候钱学森的到来。香港中国旅行社代表首先把行李托运的事情同钱学森进行了沟通，钱学森在车站也将400美元的运费交给香港中国旅行社的黎君。当日，香港中国旅行社还给钱学森写了一份便函，告知行李将于本月23日通过太古公司所属湖北轮运到天津，并将提单经亲友转交给钱学森，希望得到在天津的地址。函文如下：
一、台端于今日经港返国，在车站交给我社黎君之美金肆佰元，已招收妥，勿念。二、你的行李（已）经于今日抵港，原拟装本月十日开行之汉阳轮运津，只以时间迫促，不及赶办，现定装本月二十三日开行之太古公司所属湖北轮运津。兹因天津中国旅行社业已结束，请即将你天津之地址见示，以便办理。如二十三日之前仍未接你的通知，则将该行李寄由天津中国国际旅行社转，收件人抬头仍写你的姓名，提单迳寄上海。如你离沪之前尚未收到提单者，则请贵亲友收到后即行转寄。行李运费一旦结出后，当将余款汇还，并请示知余款汇至何处。三、用特函达，敬希台洽见覆为荷。
钱学森一行同船归国人员抵达车站安顿好后，记者们对归国人员进行了追问和搜寻，但几十名华人大多数保持沉默、拒答他们的提问。记者们寻找的首要对象就是享誉世界的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记者们首先向像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用国语盘问，“请问哪一位是钱先生？”他们摇头不答。记者又用上海话和粤语各问一次，他们仍然是毫无表情、摇头不语。最后记者再用国语盘问他们：“你们能说中国话吗？”他们也是无动于衷。原来他们同船归国人员为了保护钱学森，事先就商量好几条对策，其中一条就是，他们不说自己是谁。同船归国人员何国柱后来接受访问时说：“主要是担心钱先生的安全，万一有人认出他来就麻烦了。我们有二十来个人，估计他们不容易辨认出来。”
[31]突然，有一位记者发现一个木凳上坐着一位中年绅士，旁边是太太，还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从电讯中得知，钱学森是一家四口离美回国的，这就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们认定那就是他们搜索的对象钱学森。
于是记者一窝蜂地把他包围，发问的发问，拍照的拍照，场面相当混乱。但钱学森表现得很镇静，没有不耐烦的感觉。据10月9日《大公报》载：“他穿着一套褐色的西装，戴黄色领带，脸上挂着微笑，显得十分谦和与庄重。他的太太穿着一身浅绿色的旗袍，上面绣有红、黄、绿三色相间的小花染的图案，精神很好。”针对记者的围追堵截，在其他同行人都没有应答的情况下，钱学森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但钱学森拒绝用英语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这种回答也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事先安排的记者见面会，而是钱学森面对记者的咄咄逼人态势不得不站出来回答他们的提问。香港《新生晚报》报道说：“钱学森好像显然成为三十九人的领袖，因为虽然其他人士对记者群不瞅不睬，但钱学森终于向记者打交道，答复记者群的问线]
有一位记者问：“钱先生，是不是可以谈一谈美国政府要阻挠你回国的原因？”他说：“这个你必须问美国政府才知道。”这位记者又问道：“那么，对于美国政府阻挠你回国这件事，你是怎么看的呢？”他缓慢而有力地回答说：“我认为他们没有理由。”接着有人问他在美国是否受到监视的问题。他说：“我从来不去关注这些事情，至于我是否受到监视，美国政府会清楚的。”另一个记者问：“我们想知道您在美国的行动是否受到限制？”他肯定地说：“是的，是受到限制的。”于是就有人问：“为什么？”钱学森反问道：“为什么，这个你必须问美国政府才知道。”
有一个记者问：“你的朋友中，有没有和你的情形一样给美国政府扣留不放的？”他说：“中国学生在美，是有谈话自由的，我不打算替他们讲话。”记者再问：“你打算回到北平做教授吗？”钱学森说：“我不愿意回答。”“为什么你到了现在才获得出境证呢？”“你问美国政府好了。”记者接着问：“这次回大陆，有什么感想？”钱学森回答说：“现在尚谈不到说‘感想’的时候。”
又一个记者问：“钱先生的行李是否已经全部带回来了？”他说：“大部分吧！”这个记者马上问道：“钱先生说大部分的意思是不是还有一部分没有带回来？”钱学森点点头。那位记者急问：“那一小部分是什么东西？书籍？你的著作？或者是研究文件？”钱学森又点点头，接着说：“凡是不能在书店里买到的记载着文字的东西，他们（指美国政府）都不准带。”另一个记者马上说：“那么，你的笔记本子呢？”他说：“我已经说过，所有不是在书店中买得到的东西，他们都不准带走……”说到这里，有一个记者打断他的话头，说：“钱先生的意思是说，你的关于原子科学方面的研究心得也没有带走？”钱学森笑了，他说：“我想，你在这一方面的情报是弄错了，我这个人与原子科学毫无关系。”这时候站在钱学森背后的一个记者搭口说：“钱先生是研究航空工程的，是吗？”他说：“是的。”有一个记者问：“关于钱先生的研究心得，如笔记、著作之类，我们想弄清楚，究竟美国政府把它们没收、扣留还是代为保管？”钱先生回答说：“问题在于他们不让我带走，至于这算是没收、扣留还是保管，那随你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吧。”[33]
在谈话的过程中，曾经有一个为外国通讯社工作的黑发黄皮肤的记者口操英语向钱学森发问。钱学森笑着说：“我认为我对着中国人，应该说中国话。”那个人说：“我只会说英语和广东话。”钱学森说：“我认为国语是我国通行的最普遍的语言，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学会讲国语。”于是所有的记者都笑了。
在记者向钱学森提问的时候，负责将写好的书面声明《向祖国致敬》给香港媒体的是随行人员王祖耆。据王祖耆回忆说：“当时这份声明也可能送出去，也可能送不出去，送就要送给进步的报纸。在九龙火车站候车时，有一位穿着比较朴素，年纪也比较轻，看上去不是很圆滑的记者，说是《大公报》记者，于是我将那份声明给了他，他拿着声明就走了。”10月9日《大公报》全文刊登了24位归国人员署名的《向祖国致敬》。内容如下：
今天我们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觉得无限的愉快和兴奋。过去四五年来，因为美国政府无理的羁留，归国无期，天天在焦虑和气愤中过活。现在靠了政府在外交上严正有力的支持，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在舆论上的援助，我们才能安然返国，我们向政府和所有帮助我们的人民致谢。回想解放以前，人民生活困苦，国际地位低落。再看见现在的祖国，充满着生气和希望，处处在大量的建设，人人都快乐的奋进，短短的几年中有这样的成就，简直是一个奇迹。我们深知这奇迹是国内父老兄弟姊妹们在中国正确的领导下，用血汗争取得来的。但在那最艰苦的解放建国初期中，我们身在海外，无法来尽我们应尽的责任。今天却回来分享这做一个新中国人民的光荣，实在非常惭愧。从旧社会里出来，又多年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里，一旦回到人民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来，思想上一定会落后，不自觉地仍有余毒。我们要抱着决心，处处去向人民学习。同时我们要全心全力在英明的政府的领导下，来参加建国工作，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迈进。
克利夫兰轮十月八日由美抵港全体归国同学钱学森、蒋英、王祖耆、何国柱、沈学均、李整武、洪用林、胡聿贤、陈炳兆、孙湘、陆孝颐、许国志、许顺生、张士铎、张发慧、冯启德、疏松桂、蒋丽金、刘豫麒、刘尔雄、刘骊生、戴月棣、肖伦、肖蓉春。
钱学森等一行在九龙火车站等候了两个多小时，中午时分，他们搭乘11时25分的火车赴穗。下午1时许，钱学森等一行归国人员到达了罗湖桥火车站。
然后在英国警察的监视下通过了罗湖桥。第二节新中国的救援：高层关注，集体协作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学子归国问题一直牵动着祖国母亲的心。根据美国华美协进社出版的在美国专科学校和大学中的中国学生指南，在1953—1954学年中，在美国的中国学生有2564人，就是说每13名外籍学生中就有一名中国留学生。他们还表示，这些中国学生散布在45个州和夏威夷及华盛顿的497个不同的学校中，其中1440名是大学生，994人是研究生，95名是没有正式学籍的学生，35名是专业研究生。他们专修164种学科。
[36]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我政府得知美国已经取消禁止钱离美的命令，陈叔通遂于9月7日给钱学森发了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钱学森博士鉴。六月十五日函悉。美方在日内瓦通知我方已取消禁你离美的命令。你可随时回国。望电告行期。如有阻难，亦望电告。回电请发北京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钱学森于6月15日写给陈叔通的那封求援信，现在说法也很多，大多数人的意见是，陈叔通收到那封信后直接交到了周恩来手上或者放到他的办公桌上。但是，根据最新解密的档案，有必要就那封求援信的流传经过做一个翔实的交代。1955年5月某一天，蒋英打电话到中国城买菜，要买大白菜和粉丝，并请他们送到家里来。美国的华侨就把菜送过来了，在菜篮子下面垫着一份《人民画报》，里面有一张国家领导人在城楼上检阅队伍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上，有一位钱学森夫妇很熟悉的老人——陈叔通。钱学森夫妇叫他为太老师，陈叔通是求是书院的老师，是蒋英和钱学森双方父亲的老师。所以他们看到陈叔通的照片，高兴极了。[37]
一方面，他们都以为陈老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且是和周恩来的挚密朋友，他们的求助能够得到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陈老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家，受父辈耳濡目染，钱学森夫妇对陈叔通尊敬有加。
正如他在求援信中所说：“（叔）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于是他们就想办法跟陈叔通联系。
6月15日，钱学森就给陈叔通写了一封信，告知近况，希望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和援救。信文如下：叔通太老师先生：自一九四七年九月拜别后，久未通信，然自报章期刊上见到，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问题等待解决，学森等个人们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惟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有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谓中国学生愿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出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以学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怀一家，其他尚不知道确实姓名。这些人不回来，美国人是不能释放的。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惟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39]这封信写好后，蒋英就用左手模仿小孩子的笔迹写了一个信封。由于他们的信件受到严格审查，怎么投出去是个问题。据蒋英说：“寄到中国是不可能了，只好寄到比利时。我们就开车到黑人居多的超市，悄悄地把那封信寄了出去，那时候，特务不会检查到那里去。”
果真，这封信如愿以偿地寄到了比利时蒋英妹妹——蒋华那里。据后来我们采访蒋华得知，她当时也不知道陈叔通是谁，也不知道寄到哪里，只知道他们急切需要援助。就像姐姐说得“像是生活在笼子里的鸟”。她只认识钱学森的爸爸钱均夫，于是收到信件后就将信件转寄当时住在上海愚园路1032弄111号的钱均夫。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以及协助钱学森回国，蒋华还颇为动情地说：“我一生中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帮助我姐夫回国。我姐夫回国前，三姐常常写信说，他们像是生活在笼子里的小鸟，出不来，当时没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但是回中国探亲，知道自己姐夫在中国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感到自己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帮助自己的姐夫回国。”[41]
钱均夫收到信件后，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但是由于陈叔通到芬兰访问，因此直到陈叔通回来，才于7月7日，钱均夫致函陈叔通。全文如下：通丈钧鉴：四月廿九日接奉覆示，旋于卅日又接到掷还之镜框一件，本应早日裁答，奈节日前后，杭市教育工作人员分队来沪参观苏联展览会，含侄女二人，一为杭师附小级任教员；一为王马巷小学校长，亦先后来沪，均暂寄宿晚寓，而旧友中现仍任教育工作者亦来见访，因此抽不出时间果愿，歉歉。不料五月四日起，初患感冒，又变成肺炎，服西药愈，而后复发者再，遂改服中药，迟延至六月初，方告痊愈。时届梅雨季节，右手臂关节炎症又发，直到上月半后方渐告康复，而此时报载吾丈荣任和平使者出国赴芬，本月四日沪报又载吾丈于二日坐飞机归来。因六月底小儿学森为欲归之志愿不遂，最近又看到同学中之放回者，特附笔，转恳鉴察其苦衷，得便向中枢申说，但此时正值人代大会开第二次大会，吾丈公务纷繁，不宜冒渎清神，但复念及吾丈对于学森行愿素所爱护，商诸直生、鹓先两兄，亦以即日附呈为是用。特转上，得暇再为料理。专上，顺颂公绥，附信一纸。
[42]钱均夫还将儿子写给陈叔通的信件一并寄出。7月11日，陈叔通收到钱均夫的来信，遂转交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7月12日，竺可桢就此事致函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稼夫。信中说：
昨天，陈叔老交来被美帝扣留在加州的我国留学生、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工程教授钱学森和他父亲均甫（夫）先生的信各一封。叔老的意思希望我院能设法经过外交方式使钱学森能回国。从钱（学森）个人信里可以看出他是急切地想回国，而且极不愿再留在美帝的。但从附来美国报纸的新闻（53年3月）就可以看出美帝把钱（学森）看作航空工程的权威，而且以他为飞箭的专家，而这飞箭是美国想用来运载原子武器的，从此可以看出美帝之所以扣留钱（学森），并不是因为他携带1800本书，而是怕钱（学森）回国后为祖国服务。院里应该如何拯救钱君使他脱离虎口，请你设法。
[43]竺可桢还将钱学森的来信以及钱均夫的书信一起寄给张稼夫。竺可桢在信件还说，所提郭永怀教授系原子物理专家，也应向美帝争取。
7月17日，张稼夫在接到竺可桢的信函后特向陈毅副总理进行了报告。报告说：
竺可桢副院长接到陈叔通先生交来被美帝扣留的我国科学家——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工程教授钱学森和钱父的来信各一封，信中表示迫切希望归国参加祖国建设。据竺副院长说钱（学森）是研究火箭的专家，从美国报纸上看出美帝是把钱（学森）当作航空工程的权威而扣留的。现将信件送上，请考虑由外交部情报司先对此人情况加以了解后，考虑是否有必要设法争取其回国。[44]
7月21日，陈毅在报告上批示：“汉夫，请外交部想办法，如何？”外交部在接到陈毅的批示后，就安排有关部门调查钱学森回国受阻一事。7月29日，外交部美澳司司长徐永焕就美国扣留钱学森事以及外交部初步处理意见向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作了详细的汇报，他首先报告了钱学森的简历以及钱学森被捕扣留的情况。最后提出了详尽的处理意见：“钱学森是喷气式飞机和火箭专家，在美国有相当地位，因此估计美国可能还不会轻易放他回来。但是，由于四大国会议后国际局势一般趋于和缓，美国又终于接受了周总理在万隆会议所宣布的中美直接谈判的建议，因此也有放他回来的可能，或以放钱（学森）作为对我释放更多一些美国在华人员的相应行动。如在会谈开始时已有钱（学森）回国的消息，则会谈中当然不提此事。如尚无被放回的消息，则我方应在此次日内瓦会谈中谈到我留学生和侨民问题的时候，具体问美方关于钱（学森）的情况和是否放他回国。如对方作肯定答复，此问题即不再提。如不肯定，则提出释放的要求。如说不放，则用说理的态度，而坚持释放的要求。以上是否有当，请予批示。”8月2日，章批：“阅”；乔冠华批示说：“同意所呈意见”。这封信则成为中国政府在大使级第四次会谈中的重要证据，这在第五章已有详述，在此不作赘述。
不仅陈毅批转钱学森来信，责成外交部协助钱学森回国，而且还有一些人士也给外交部写信要求援救钱学森回国，例如徐璋本。徐璋本是钱学森小学时期和中学时期的同学，比钱学森低一级。在交通大学时，他也休学一年，由于钱学森也休学一年，所以徐璋本仍低钱学森一级。在交通大学读书时，徐璋本不问政治。交通大学毕业后，徐璋本到一电报公司做工程师。1938年，徐璋本到加州理工学院读书，两人再次在美国相见。1940年，徐璋本读完博士学位回国，到湖南大学教物理，后联系甚少。1950年，徐璋本到哈佛大学工作，后又到加州理工学院工作，再次与钱学森相见在异国他乡。1950年后，徐璋本也积极争取回国，美国移民局对他也不客气，拒绝他回国。但他表示，斗争回国。他曾代表南加州要回国的中国人到美国东部开过一个会，同其他25名学生一起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公开信，向驻日内瓦中国大使馆寄中国留美学生名单。他们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说，他们希望回大陆去与他们的家人团聚，他们七年没有看到他们大部分的家人了。他们是学工程、医学和自然科学的，但是他们没任何秘密的知识，并认为他们的离去丝毫也不会危及到美国的安全。他们没有受到要他们回去的压力。他们因远离家人而苦恼，并为他们无限期地留在美国而觉得无所依归。他们希望现在给他们出境许可证。
也是经过五年的斗争，徐璋本于1955年5月回国。在徐璋本回国前，钱学森专门找到他，并告诉他：“最好能在今年暑假回去”，并希望他回国后秘密转告科学院及政府方面，寻求协助。7月29日，徐璋本给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写了一封信，希望该学会协助并商请外交部在日内瓦会谈时设法协助钱学森早日回国。函文如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台鉴，按具甬人徐璋本于五月离美返国时，现任美国加省理工大学教授钱学森先生曾再三相告，他期望于今年暑假中返国服务。按钱先生于一九五〇年起程返国时横遭美政府移民局阻止并加逮捕，后起诉，结果，反被美政府无理判决不准离境且限制他不得自由离开洛杉矶区，迄今五年，情势并无变更。为协助钱先生心切返国服务之热忱，希望学联会诸位先生赐与研商并与我政府外交部协商于日内瓦中美两政府大使级会谈时尽力设法俾钱学森先生能于最短期间返国服务，不再受美政府无理阻扰是我国学术界和他的朋友们所馨香祈祷的，书不尽意。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在收到徐璋本的来信后，遂于8月4日致函外交部，把有关情况向外交部作了报告。函文如下：
我会收到本年五月返国留学生徐璋本来函称：“现任美国加省理工大学教授钱学森先生于一九五〇年返国时遭美国政府逮捕且被限制不得自由离开洛杉矶区，至今情势并无变更，钱学森先生返国服务心切，希望设法协助其回国”。兹将原函转至你部，是否可以设法协助钱学森先生返国服务，请研究示复，以便函复徐璋本为荷。
[46]8月6日，外交部收到该文件。8月9日，外交部在文件上批示：“建议函复该会，此事我们正尽力争取。”当天，美澳司起草了复函初稿。8月10日，美澳司司长徐永焕签发了该文件。8月11日，外交部发文函复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函文如下：
一九五五年八月四日联会字第六〇六号来文及附件收悉。关于被美国无理扣留的钱学森教授回国问题，我们正在设法协助他早日回国参加建设工作。谨复。
[47]当时还有一事加重了我政府对留学生归国问题的关注，那就是谢家庆案。谢家庆是在1947年到美国去学物理的。1951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1955年7月，谢家庆开始了回国的旅程，他在洛杉矶码头登船之后，收到电报说他在美国的妹妹病重，心脏出血，叫他回去看望。他于是下了船，打了电话问他妹妹的病情。当他回到码头时，船已开走，他只得雇了一个小船，急忙赶上船去。船到檀香山后，谢家庆又接到他原来服务的机关打来的电报说，希望他回到美国去工作。该机关并且给参议员道格拉斯和移民局局长写信，为他办好回美国的手续，希望谢家庆在日本登陆，再向美国打长途电话联系。
当谢家庆所乘船只于7月25日到达日本后，许多新闻记者上船来见他，劝他回美国去。谢家庆见情势不妙，就表示不愿再回美国，连长途电线日，邮轮到了马尼拉，他看到马尼拉报纸上有消息说，他在中国的家人已不知去向，要谢家庆回美国去。美国大使馆人员和台湾的代表，姓周，自称大使，都上船去找他，说已为他做好了一切回美国去的安排，如果他愿意回去，可以在马尼拉登陆，然后坐飞机回美国。谢家庆在马尼拉接待了记者，发表了三点声明：一、他在中国的家庭没有问题；二、他曾一度想回美国去，但现已决定不再回去；三、他决定回中国去。
8月1日船抵达香港后，又有美国驻港副领事找谢家庆，说接到美国白宫电报，要弄清楚是否有人强迫谢家庆回中国。那位领事还说，如果谢家庆想回美国，一切手续都已办妥，而且回去后还可以照常工作，但是美国政府绝不强迫他回去。谢家庆拒绝回美后，他说要把谢家庆在马尼拉发表的声明寄回美国去，要谢家庆在声明上签字。谢家庆到九龙车站后，出现了一个来历不明的中国人，恐吓他说：“你的家属被中国判了。”谢家庆没有理会他。谢家庆最终在8月1日离开香港到达深圳，次日即由深圳入境，于下午6时30分抵达广州。8月3日晚，谢家庆在广州把情况报告给外交部。外交部利用电话记录把有关情况向主要领导报告。谢家庆所受的遭遇是那个时代很多留学生回国遭遇非难的一个典型。谢家庆案传到我外交部，引起外交部对留学生归国安全的更大关注。当得知钱学森可以回国时，外交部就在积极努力协助做好钱学森的回国工作。9月21日，为了确保行程中的安全，外交部以钱均夫的名义给归途中的钱学森发了一份电报，并通过香港海岸电台呼叫“克利夫兰”船长转钱学森。电文如下：
知你回国，甚慰。望小心保重，沿途勿登岸。政府将派人在边境车站接你。均甫（夫）。
9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华社联合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发了一份加急秘密电报，要求派记者陪钱学森入境：“留美学生钱学森博士九月十七日乘‘克里夫兰’号轮离美，抵港当在十月上旬，请注意他抵港日期并于抵港时派人接他并陪他到深圳。”
为了处理好钱学森赴香港的安全问题。国务院领导在指示外交部的同时，还指示贸易部做好协助工作，因为中央贸易部（对外经贸部前身）有很多境外的联系和交往。1955年9月20日，贸易部办公厅机要处收到总理办公室转来的密件，要求贸易部协助钱学森回国事宜。时任贸易部办公厅副主任崔哲将这份密件递交给李强副部长（叶季壮部长不在北京）手中时，“钱学森”这三个字马上引起李强的高度重视。他马上指示崔哲，抓紧时间以密电形式将信息告知华润公司负责。
华润公司的前身是“联和行”，是中国在抗战时期在香港建立的地下交通站，是中国设在香港的海外经济联络点。1948年更名为华润公司。1952年隶属关系从中央办公厅变为中央贸易部。中央贸易部在接到中央的通知后电告华润公司：“指定可靠，会同蔡福就、方远谋接送钱学森等人，经费由张平拨付。”
[49]华润公司收到贸易部急电后，按照指示意见，时任华润公司总经理的张平马上指派专人同港中旅的蔡福就和方远谋取得联系。当时港中旅员工成分十分复杂，既有中国的党员，也有的干部，同时还有一些旧帮会分子参杂其中。较之华润公司来说，港中旅在香港进行活动的目标较小，更加适合在这次任务中直接出面同港英当局交涉沟通。华润公司则配合港中旅出人出力出钱。蔡福就认真听取了华润公司们的意见，同华润公司积极配合开展工作。当时大家认为：“华润公司和港中旅虽然是两家不同的公司，但所承担的任务是同样的。大家只有一个心思就是一定要把前期准备工作做好，保证钱先生一行在香港不出任何纰漏，让钱先生一行平安。”
华润公司与港中旅多次磋商，希望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接送方案。经多方面努力后，方案终于出炉。他们都以为，由华润公司利用在香港的船运业、港英当局海关和移民部门中的关系，设法在钱学森一行乘坐的邮轮靠岸前，派出他们自己的登船同钱学森取得联系。这样可以让钱先生一行在登岸前就可以感受到来自祖国同胞们的欢迎和问候。钱先生就是在港中旅的陪同下先从大邮轮换乘到华润公司事先准备好的小游艇上，然后抵达香港码头。
1955年，香港的环境可以说是龙蛇混杂，面对各种敌对势力，华润公司的根据经验，建议钱学森一行最好不要在香港停靠，直接从九龙上火车赶赴深圳。华润公司张平要求华润公司的提前几天为钱学森订好10月8日从九龙到深圳的火车票。华润公司在谈到这次迎接钱学森回国时说：“1955年10月8日下午，当钱学森先生一家连同其他二十二位留学美国的中国科学家一起走出深圳火车站的时候，所有的中国人可能都未曾想到，他们中有一个成为中国国防工业和航天领域的缔造者，1955年10月8日，走出深圳火车站的那二十二位中国人不但影响了时代更创造了时代。他们用饱满的民族自豪感和无上的爱国主义情操，给我们的民族以尊严。老一辈的华润人，有幸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历史的重大事件，他们和他们的‘华润’也在历史中创造着历史。”
[50]为了做好钱学森回国的接待工作，国务院分别给广东省和上海市电报，要求协助做好接待工作。9月27日，国务院给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各发了一份加急电报，要求协助做好迎接钱学森回国工作，电文由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签发。在给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的电文中说：
在美国之科学家钱学森，已经美帝释放，于本月十七日由加利福尼亚动身返国，约于下月初经香港入国境。科学院特派朱兆祥偕家属去接。希予协助并对钱（学森）与其家属之食宿负责接待。
按照国务院领导安排，中国科学院具体负责迎接钱学森回国的工作。9月20日，陈毅副总理指示中国科学院代表去深圳迎接钱学森并安全护送他到北京。当天，秦力生找到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借调来的朱兆祥。他当时是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常委又兼秘书处的负责人，英语较好。秦力生对朱兆祥说：“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去欢迎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归来。现在确知他三天前已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从美国起程，陈毅副总理要科学院派代表去深圳迎接他，把他安全护送到北京。看来，你是最合适的人选。”朱兆祥一听是陈毅交代的任务，不觉一怔。他很清楚陈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他的意见就是代表党中央的声音，他交代要去迎接钱学森，那可是非同小可的一件政治任务！朱兆祥顿时感到肩上沉甸甸的。
朱兆祥接受任务后，很快就去拜访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和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吴有训和钱三强谈了钱学森归来后如何发挥其特长以及成立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事。
那时朱兆祥并不认识钱学森，为了做好接站前的准备工作，出发前朱兆祥还找到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赵忠尧和数学所的郑哲敏先生，因为他们在美国时都与钱学森关系比较熟，了解钱学森的一些情况。赵忠尧回国前也是加州理工学院教授，与钱学森熟知。郑哲敏则是钱学森在美国培养的博士生。这次朱兆祥找他们，请他们介绍在美国留学时了解的钱学森的一些情况。据郑哲敏回忆：“一天，一位身着干部服的人来数学所力学研究室来访问我，自我介绍说是朱兆祥，在科普协会工作。接到一个任务，准备到深圳欢迎钱学森先生一家回国，希望我为他提供钱家的一些情况。我一一作答并给了他一份书面材料。那天，我们谈得很投机，我的感觉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平易近人，不耍官腔，不盛气凌人，有文化，有修养，能体谅和尊重他人。”[52]
离京出发前，9月22日，吴有训将他和陶孟和联名写给钱学森的书信交给前往深圳迎接的朱兆祥。不几天，朱兆祥踏上了南下的列车，专程来到上海，特地拜望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先生。朱兆祥知道这位钱老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他是我国早期杰出的教育家，从小就读于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后又到日本学习地理和历史，归国后供职于当时北京的教育部。他还是中国著名人物蒋百里、鲁迅和许寿裳的好友和同乡。在孩子培养方面，他十分重视培养孩子养成做事有条理的习惯。在钱学森赴美学习期间，多次鼓励他要学有所成，早日归来报效祖国。所以，朱兆祥拜望钱老先生时，格外敬重这位老人。钱均夫还给朱兆祥一张钱学森夫妇及其子女永刚、永真的合影，以便在口岸迎接时准确辨认。为了做好迎接钱学森的准备工作，安全、圆满地完成国务院和中国科学院领导交给他的任务，朱兆祥先期赶到广州，与广东省有关方面接洽商谈迎接钱学森事宜。据广东省档案馆一份文件《报告：关于留美回国学生事》载，朱处长
[54]在朱兆祥赶到广州之前，国务院的电报已发至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所以，朱兆祥到达广州时，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广东省人民政府已做好了迎接钱学森的全面安排，特委派负责接待工作的邵副处长陪同朱兆祥前往深圳欢迎钱学森归国。
第三节从深圳到北京：“我终于回来了”1955年10月7日，晚上，朱兆祥和广东省人民政府派的交际处的邵副处长先期来到深圳。8日早晨从香港中国旅行社得知“克利夫兰总统号”将在9点停靠九龙码头。然后由香港殖民地军警“押送过境”，从罗湖桥进入祖国的南大门。8日上午，朱兆祥和邵副处长早早地就在桥头等候。罗湖桥是一条铁路桥，桥的两岸都有紧闭的铁栅门，对岸桥头有几个荷枪实弹的英国士兵来回巡逻。中午时分，激动的时刻来临了。据朱兆祥讲：“铁门打开了，一行人陆续上了桥，当我正在逐个辨认之时，走到前面的人已经走到我跟前。我猛一转首，看到一张张噙着眼泪的笑脸迎我而来，他们看到我这个第一个祖国亲人，也不问究竟，就使劲地握着我的手。我惶惑地不知怎样来表达我的感情，因为此时我的注意力集中搜索我的目标，对这没有料到的热情场面事先没有思想准备。在我旁边的邵副处
